正如业界人士所评价的，这是一个复杂而典型的通过资本运作恶意圈钱的案例。其主要手法是通过并购重组，改变资本结构之后，用合法的手段，将并购对象变成一个向银行融资的平台，待大量资金到手之后，也就是大量债务产生之时，将债务转嫁到并购对象身上，而操作者则拿着钱全身而退。只有到这一刻，整个操作才真相大白。还有一些人做法更恶劣，他们将所有的债务打包到一家企业，然后让这家企业破产或者让一些冤大头收购。于是银行产生了几个亿的坏账，他则多了几个亿的利润。
什么叫资本运作？在某些一门心思用这种方法搞钱的人眼里，这就是典型的资本运作！最近两三年来纷纷被曝光的一些国内知名的资本运作高手，干的就是这样的事。
这些人创造了新的财富吗？没有；这些人激活了陷于困境的企业了吗？也没有；他们只干了一件事：浑水摸鱼。
改制盛宴
资本运作者追逐的猎物在哪里，哪里是他们最好的狩猎场？这是热衷于资本运作的人最关心的话题。
前几年国家制定了“国退民进”的经济结构调整方针，意味着大量国企需要改制，但这却为资本运作者大肆敛财制造了最佳的机会。比如，国家对国企经营者购买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规定了种种优惠政策，其中最典型的是“经营者交现金购买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，可以在价格上予以优惠”，甚至可降到定价的一半。
财政部周放生研究员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了一个典型例子：一家国有企业评估总资产为3亿元，账面负债率80%，账面净资产为6千万元，扣除对员工的“隐性债务”4千万元，所余2千万元为该企业真正的净资产，这2千万元也就是购买该国有企业的“定价”。
由于上边所说的那些“优惠政策”，该国有企业的原领导者在支付现金购买该企业时，只需付款1千万元就可以得到该企业的全部所有权。这样的优惠政策，不仅直接使该国有企业的原经营者增加了1千万元财产，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获取财富的机会——
据测算，以该企业的实际规模和产能，其平均利润率为6%，正常条件下每年可获得利润600万元。对于一个以2千万元买入这个企业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获得了30%的投资回报率(即投入2千万元，获利600万元)，已远远高于6%的平均利润率。
而按照上述“优惠政策”，该企业的原经营者只需以1千万元就可以买下这个企业，投资回报率即高达60%(投入1千万元，获利600万元)，两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！在这样的赢利前景下，经营者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借得高利息贷款。
于是有数不清的国企经营者们，在挖空心思谋划如何尽早抢到这块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”。
这类资本运作的代表是格林柯尔。2005年6月初，针对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系，有媒体曾如此总结：
在“国退民进”以及“产业国际化”这两大背景下，格林柯尔代表着这样一种全球化资本运作的“典范”。它以香港资本市场为融资终端，以开曼等“海外银行中心”为资本运作平台，以正打算退出的国有企业为并购对象。通过一系列堪称精巧的报表操纵与资本运作手法，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制度差异与监管“空隙”，用从国际融得的资金轻松而廉价地购买到了大量的国有企业。
操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产权退出的时机，并在深刻理解政府“非卖价目标”内涵的基础上，在与政府“讨价还价”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资本转让溢价。
这与人们所理解的种种“黑幕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充分利用了不同制度的合规则性——大陆不合法的不表示香港不能做，而香港要谴责的也不表示开曼群岛不允许。
其中有一句很关键：在与政府“讨价还价”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资本转让溢价。这就是暴利之源！这也能间接说明，为什么中国市场上的资本高手大多热衷于空手套白狼，而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实业。
一个资本运作高手曾这样嘲讽一个房地产老板：“你建10年房子能赚多少钱？”
而他只需一纸合约，就能一夜暴富。正如业界人士所评价的，这是一个复杂而典型的通过资本运作恶意圈钱的案例。其主要手法是通过并购重组，改变资本结构之后，用合法的手段，将并购对象变成一个向银行融资的平台，待大量资金到手之后，也就是大量债务产生之时，将债务转嫁到并购对象身上，而操作者则拿着钱全身而退。只有到这一刻，整个操作才真相大白。还有一些人做法更恶劣，他们将所有的债务打包到一家企业，然后让这家企业破产或者让一些冤大头收购。于是银行产生了几个亿的坏账，他则多了几个亿的利润。
什么叫资本运作？在某些一门心思用这种方法搞钱的人眼里，这就是典型的资本运作！最近两三年来纷纷被曝光的一些国内知名的资本运作高手，干的就是这样的事。
这些人创造了新的财富吗？没有；这些人激活了陷于困境的企业了吗？也没有；他们只干了一件事：浑水摸鱼。
改制盛宴
资本运作者追逐的猎物在哪里，哪里是他们最好的狩猎场？这是热衷于资本运作的人最关心的话题。
前几年国家制定了“国退民进”的经济结构调整方针，意味着大量国企需要改制，但这却为资本运作者大肆敛财制造了最佳的机会。比如，国家对国企经营者购买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规定了种种优惠政策，其中最典型的是“经营者交现金购买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，可以在价格上予以优惠”，甚至可降到定价的一半。
财政部周放生研究员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了一个典型例子：一家国有企业评估总资产为3亿元，账面负债率80%，账面净资产为6千万元，扣除对员工的“隐性债务”4千万元，所余2千万元为该企业真正的净资产，这2千万元也就是购买该国有企业的“定价”。
由于上边所说的那些“优惠政策”，该国有企业的原领导者在支付现金购买该企业时，只需付款1千万元就可以得到该企业的全部所有权。这样的优惠政策，不仅直接使该国有企业的原经营者增加了1千万元财产，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获取财富的机会——
据测算，以该企业的实际规模和产能，其平均利润率为6%，正常条件下每年可获得利润600万元。对于一个以2千万元买入这个企业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获得了30%的投资回报率(即投入2千万元，获利600万元)，已远远高于6%的平均利润率。
而按照上述“优惠政策”，该企业的原经营者只需以1千万元就可以买下这个企业，投资回报率即高达60%(投入1千万元，获利600万元)，两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！在这样的赢利前景下，经营者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借得高利息贷款。
于是有数不清的国企经营者们，在挖空心思谋划如何尽早抢到这块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”。
这类资本运作的代表是格林柯尔。2005年6月初，针对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系，有媒体曾如此总结：
在“国退民进”以及“产业国际化”这两大背景下，格林柯尔代表着这样一种全球化资本运作的“典范”。它以香港资本市场为融资终端，以开曼等“海外银行中心”为资本运作平台，以正打算退出的国有企业为并购对象。通过一系列堪称精巧的报表操纵与资本运作手法，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制度差异与监管“空隙”，用从国际融得的资金轻松而廉价地购买到了大量的国有企业。
操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产权退出的时机，并在深刻理解政府“非卖价目标”内涵的基础上，在与政府“讨价还价”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资本转让溢价。
这与人们所理解的种种“黑幕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充分利用了不同制度的合规则性——大陆不合法的不表示香港不能做，而香港要谴责的也不表示开曼群岛不允许。
其中有一句很关键：在与政府“讨价还价”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资本转让溢价。这就是暴利之源！这也能间接说明，为什么中国市场上的资本高手大多热衷于空手套白狼，而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实业。
一个资本运作高手曾这样嘲讽一个房地产老板：“你建10年房子能赚多少钱？”
而他只需一纸合约，就能一夜暴富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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