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於政治上的南北對峙，整體的南北社会，缺乏穩定而統一的全國性中央政府來推行教化，再加上胡人(非漢族政權)長期佔據北方，在胡風感染下，傳統禮法的權威性和制約性大為減弱，改變了東漢末年以來過份拘泥於禮法，而導致虛偽矯飾的流弊。人倫關係中較為強調「親」而「非尊」，風氣所及，父子之間、夫婦之間都有以親密的感情代替嚴峻的禮法的趨勢，甚至對於男女防嫌遠別的禮法也不再烙守。

在南方，婦女參加社交活動的記載時見於典籍中。如葛洪的《抱朴子．疾謬》篇便形容當時的婦女是:「今俗婦女……休其蠶織之業，廢其玄統之務……舍中饋之事，修周旋之好，更相詰，之適親戚……或宿於他門，或冒夜而返，遊戲佛寺，觀視漁收，登高臨水，出境慶弔……盃�o路酌，絃砍行奏。轉相高尚，習非成俗。」可見當時有些婦女已經完全衝破傳統禮法對女性的束縛。

不單如此，部分南北朝時期的婦女，亦由兩漢的柔順、曲從變為妒忌、激烈。

雖然「妒忌」能構成「七出」之因，而當禮法約束力減弱時，這種情緒便有機會得到宣洩，甚至成為女性反抗「一夫多妻」、「男尊女卑」等不公平傳統的有效方法。《世說新語》一書便記載了東晉名臣王導、謝安二人的妻子因妒嫉，而阻撓他們立妾的逸事。南朝的公主們，因受漢代以來尚主(即娶公主為妻)之制中有「夫事妻，男事女」的背景所影響，因變得特別妒忌，手段亦最為激烈。

為此宋明帝較別命近臣虞通之撰《妒婦記》一書，作為公主們的鑒戒。又更形容尚主的駒馬為:「制勒甚於僕隸，防閑過於婢妾」、「尚主之門，往往絕嗣，駒馬之身，通離釁咎」，可見南朝公主們妒忌之風甚熾。

然而，上述這些畢竟是少數，南朝的婦女因妒而被責的事例卻仍比比皆是。除公主外，東晉南朝的婦女始終是無法改變夫多買妾的情況。

在北方，由於受胡族女性地位較高的習俗影響，兩性的地位差距不若南方社會那麼大，女性甚至可以參加家族的對外交涉。

《顏氏家訓．治家》篇中說:「難(即=大北京市)下風俗，專以婦持門戶，爭訟曲直，造請逢迎，車乘填街街，綺羅盈府寺，代子求官，為夫訴屈。」指出生活在難城的婦女，其「治內」的範圍不僅未有「寢門」之限制，且往往不以大門為界限，在家族的對外事務上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，這在傳統「重男輕女」社會中是相當難得的。

北朝婦女的妒忌，較之南朝更普遍和激烈，因為傳統儒家的倫常禮法，對胡族社會沒太大的約束性，也就是說所謂的「三從四德」對受胡族文化影響的北方婦女來說，並非根深蒂固的行為標準和道德規範。所以，「制夫」、「能妒，和「以婦持門戶」等情況能出現於北方婦女的身上。

南北朝婦女的地位雖有差距，但當時南北社會重門第的情況則無異，這卻影響著南北兩地的婚姻，俱變得講求 「門當戶對」，結果婚姻嫁娶往往演變成「賣女納財，買婦輸絹，比量廠父，計較腦銖。」(《顏氏家訓．治家》篇)因而產生了不少流弊，如因嫁女費財而不舉女，婚嫁失時、貧女難嫁和家庭不睦等。其中尤以婚嫁失時、貧女難嫁的問題，影響婦女日常生活至鉅。

至於一般地位較卑微的婦女，如豪門所蓄養的伎妾，她們的地位和生活也就更為坎坷。這些女性被主家視為玩物，小不如意動輒得咎，甚遭毆殺。

如《世說新語．汰侈》篇所載，巨富石崇每邀客，常令美人行酒，客飲不盡者，使黃門斬美人。王懂置酒時，妓吹笛小失聲韻，便今黃門牽於階下打殺之。其他名臣巨富蓄妾數十、過百的記載，在《世說新語》之中更是不勝枚舉。出身低微的女性，成為門閥子弟的私人財產，可互相贈送，也可隨意買賣。

固然伎妾的地位不能與出身高門望族的女性相提並論，但由於「賣女納財，買婦輸絹」的情況普遍存在，縱使是處於社會上層的高門婦女，其命邊s也難以由自己掌握。所以前述所謂「婦持門戶」或「傲婦擅室」 的情況，在整體魏晉南北朝社會，相信只會是小部分北朝貴族婦女的生活寫照。

總的而言，本期內的婦女，因為出身的貴賤不同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。出身帝室高門的婦女，她們或享受較多的行動自由，受教育、發揮個人才能的機會亦較高。但這是當時特殊的政治、社會、思想背景所造就出來的。反之，隨著士族高門對家法門風的維護，那些長期壓迫婦女的「男尊女卑、男外女內」的所謂準則，並未受到動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