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就是春秋战国中秦国，如果是秦始皇登基后的秦朝，基本上是和汉分不开。两者是许多方面都是开创与发展的关系，先发一点先，过两天再补充。
 
 
时代背景
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国后，为巩固统一，相继建立了各项制度，包括衣冠服制。秦始皇常服通天冠，废周代六冕之制，只着「玄衣纁裳」，百官戴高山冠、法冠和武冠，穿袍服，佩绶。　汉取代秦朝(公元前206年)之后，对秦朝的各项制度多所承袭。随着杜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，汉初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。地主阶级统治地位业已巩固，追求奢靡生活的欲望日益强烈;加上与邻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交流的增强(如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队曾两次出使西域)，以及国内各民族间来往的加多，汉代的服饰也更为丰富多彩起来。　到了东汉明帝永平二年(公元59年)，揉合秦制与三代古制，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，冕冠、衣裳、鞋履、佩缓等各有严格的等级差别，从此汉代服制得到了确立。
 
男子服饰
冠与帻　汉代以冠帽作为区分等级的主要标志，主要有冕冠、长冠、委貌冠、武冠、法冠、进贤冠等几种类型。按照规定，天子与公侯、卿大夫参加祭祀大典时，必须戴冕冠，穿冕服，并以冕梳多少与质地优劣以及服色与章纹的不同区分等级尊卑。长冠，原是一种用竹皮制作的礼冠，后用黑色丝织物缝制，因为是汉高租刘邦微贱时仿照楚冠创制的，又称「刘氏冠」。委貌冠，形制与皮弁相同，有些像翻倒的杯子，用帛绢制成。武冠，又名「鹖冠」。鹖，俗名野鸡，性好斗，至死不退。用做冠名，以表示英武，为各级武官朝会时所戴礼冠。皇帝侍从与宦官，也戴插着貂尾、饰有蝉纹金珰的武冠。法冠，又称「懈豸冠」。懈豸是神羊，相传能分辨曲直，性忠，故为执法者所戴。进贤冠，为儒士所戴。以冠上梁数分别等级贵贱。此外，还有通天冠、远游冠、建华冠、樊哙冠等冠式。　秦朝时，巾帕只限于军士使用。到了西汉末年，据说因王莽本人秃头，怕人耻笑，特制巾帻(有些像便帽)包头，后来戴巾帻就成了风气。还有人认为用巾帻包头也与汉元帝有关。巾帻主要有介帻和平上帻两种形式。顶端隆起，形状像尖角屋顶的，叫介帻;顶端平平的，称平上帻。身分低微的官吏不能戴冠，只能用帻。达官贵人家居时，也可脱掉冠帽，头戴巾帻。秦汉男服　秦汉时男子的常服为袍，这是一种源于先秦深衣的服装，原仅作为士大夫所着礼服的内衬或家居之服。士大夫外出或宴见宾客时，必须外加上衣下裳。到了东汉，袍才开始作为官员朝会和礼见时穿著的礼服。它多为大袖，袖口有明显收敛。袖身宽大的部分叫袂，袖口紧小的部分叫袪。衣领和袖口都饰有花边，领子以袒领为主。一般裁成鸡心式，穿时露出里面衣裳。此外，还有大襟斜领，衣襟开得较低，领袖用花边装饰，袍服下面常打一排密襉，有时还裁成弯月式样。　襌衣是一种单层的薄长袍，没有衬里，用布帛或薄丝绸制作。这时期袍服的样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：一是直裾，一是曲裾。曲裾就是战国时的深衣，这种样式不仅男子可穿，也是女装中最常见的式样。这种服装通身紧窄，下长拖地，衣服的下摆多呈喇叭状，行不露足。衣袖有宽有窄，袖口多加镶边。衣领通常为交领，领口很低，以便露出里面衣裳。有时露出的衣领多达三重以上，故又称「三重衣」。直裾，又称詹褕，为东汉时一般男子所穿。它是襌衣的变式，不作为正式礼服，但适用于其它场合。　秦汉时男子的短衣类服装主要有内衣和外衣两种。内衣的代表服装是衫和搏。衫，又称单襦，就是单内衣，它没有袖端。搏，是夹内衣，外形与衫相同，又称「短夹衫」。外衣的代表服装是襦和袭。襦是一种着棉絮的短上衣。因其长仅及膝，所以必须与有裆裤配穿。当时的显贵多用纨(细绢)做裤，故有「纨裤」之称。后来，这个词便逐渐演变成了浪荡公子的代名词。　汉代也实行佩绶制度。达官显宦佩挂组绶。组，是一种用丝带编成的装饰品，可以用来束腰。绶，是用来系玉佩或系印纽的绦带，有红、绿、紫、青、黑、黄等色。它是汉代官员权力的象征，由朝廷发放。按照规定，官员外出，必须将官印装在腰间的鞶囊之内，将印绶垂在鞶囊外面。人们就可以根据官员所佩绶的尺寸、颜色及织法来判定他们身分的高低了。
军戎服　秦朝士兵的铠甲，多用整片皮革或厚实的织棉制成。上面缀有金属或犀牛皮做的甲片。这从陕西临潼出土的秦兵马俑的形象上可以清楚看到。另一种是用正方(或长方)形甲片编缀起来，穿时从上套下，再用带钩扣住，里面衬上战袍。前一种为指挥人员所穿;后一种为普通士兵所穿。甲衣的样式因穿著者所属兵种和身分的不同，结构繁简也不一样。　到了汉代，铁制锁甲已开始普及，穿戴铁甲逐渐成为制度。这从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武士俑身上可以看到。这些武士俑的锁甲都涂着黑色。它的形制大体可分为两类:一类是扎甲，就是采用长方形片甲，将胸背两片甲在肩部用带系连，或另加披膊，这是普通士兵的装束;另一类是用鳞状的小型甲片编成，腰带以下和披膊等部位，仍用扎甲形式，以便活动，这可能是武将的装束。
 
女子服饰
汉代梳妆　汉代妇女以梳高髻为美。妇女的髻式很多，有堆在头上的，有分向两边的，有拋到脑后的。发髻的编梳，一般是由头顶中分为二，然后将它们各自编成束，再从下朝上反搭，挽成各种式样。名称有瑶台髻、迎春髻、垂云髻、盘桓髻、百合髻、同心髻等等。　传说东汉贵戚梁冀之妻孙寿所梳的堕马髻，就是一种稍带倾斜的发髻。与她的「愁眉」、「啼妆」等装饰相配合，更能增加妩媚。此外，汉代妇女还有把发髻盘成各种式样，并在髻后垂一束头发，名「垂髾」或「分髾」。贵妇还常在头上插步摇作装饰，这是一种附在替钗之上的首饰，上面饰有金玉花兽，还有五彩珠玉下垂。因行走时随步摇动，故名步摇。也有头戴珠翠花钗，耳垂上插腰鼓形耳挡的。奴婢则多数用巾子裹头。汉代妇女敷施粉黛也已成为风气。面上敷粉，以求白皙；颊上施朱，以求红润，还有在胸臂上敷粉的。当时的男子也有「胡粉作貌，搔首弄姿」，以女性化为美的。秦汉女服　汉代妇女的礼服，仍以深衣为主。只是这时的深衣已与战国流行的款式有所不同。显著的特点是，衣襟绕转层数加多，衣服的下摆增大。穿著这种衣服，腰身大多裹得很紧，且用一条绸带系扎腰间或臀部。还有一种服装叫「圭衣」，样式大体与深衣相似。因为在衣服底部由于衣襟绕转形成两个上宽下窄形状像刀圭的装饰，故名。　此外，汉代妇女也穿襦裙。这种裙子大多用四幅素绢拼合而成，上窄下宽，不加边缘，因此得名「无缘裙」。另在裙腰两端缝上绢条，以便系结。这种糯裙是中国妇女服饰中最主要的形式。东汉以后穿著的人虽一度减少，但从魏晋开始重新流行后，历久不衰，一言沿袭到清代。汉代妇女也有穿裤的，但大多仅有两个裤管，上端用带子系扎。后来宫中女子有穿前后有裆的系带裤，逐渐为民间仿效。
　　
　　秦朝的城市
 
在当时的城市建
　　筑的布局方面，首先确定政权机构的中心地位，奠定“左祖右社”和坐北朝
　　南的格局；然后是居民区，谓之“里”或“坊”，作豆腐块式的区域，用以
　　围绕着政权机构；再是把居民区与市场分开，即坊、市分治。不论是“坊”
　　（或“里”）还是“市”，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，其形状大体为正南正
　　北的豆腐块式方块地区。其大小大体一致，四周均有围墙包围，各有一定的
　　门径出入。“里”或“坊”有“里门”或“坊门”，有人专门监督里（坊）
　　内居民出入，谓之“里门监”，像秦末的郦食其，就曾为陈留高阳的“里门
　　监”
　　①
　　。里（坊）内的居民，都不允许向街开门，出入总于里门。“市”也有
　　“市门”，如秦之咸阳城，就有“市南门”与“北门”
　　②
　　。出入也有人监视。
　　市场的集散与市门的启闭，都有固定的时间。市场内店铺排列成行，谓之次、
　　肆或列肆。卖买皆市开而入，市罢而散。这种严格按照居民区与市区的坊市
　　划分、商贾贸易只能在固定市场内进行、坊与市都有固定范围与固定形制的
　　城市规划与管理制度，就是我国古代的坊市制度。
　　在城市里设置固定市场的制度，战国时的秦国就已有之。《史记·秦始
　　皇本纪》谓秦献公七年（公元前378 年），“初行为市”，便是建立固定市
　　场于秦国都城之始。商鞅变法时的新都咸阳，也建立了固定的“市”场，故
　　有“市南门”与“北门”的专设市门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亦载他以其所
　　写《吕氏春秋》“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”，求有增损其书者。他之所以
　　把《吕氏春秋》“布”之于市门所在，是由于这是人们出入必经之地，故可
　　设想为固定市场。《华阳国志》载秦惠王命张若在成都“广营府舍，置盐铁
　　市官并长丞，修整里阓，市张列肆”。据此，知“市”场之内有“列肆”即
　　排列整齐的许多店铺，又有“里”有“阓”即门禁，还设有专门官吏主管之，
　　可见其为固定市场甚明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二七《资产部·市门》引《三秦
　　记》，谓秦之“地市”有市“吏”，亦同于成都市肆之有“市官并长丞”。
　　云梦秦简《金布科》有“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，毋敢择行钱、布”的规定，
　　更表明“市”为店铺集中之所在，而且排列整齐，还有“吏”监督。同律又
　　云：“择行钱、布者，列伍长弗告，吏循之不谨，皆有罪。”这更证明诸店
　　铺，也同一般居民一样按什、伍组织编制户口，并设有“列伍长”，还实行连坐之制；另外有官吏经常巡视、监督。这种商贾的户籍，大约就是所谓“市
　　籍”。《司空律》还规定：“舂城旦出徭者，毋敢之市及留舍阓外；当行市
　　中者，回，勿行。”意即刑徒外出服役时，不准前往“市”场，也不许在市
　　门外停留；如果必须经过市场，也要折回或绕行，决不允许从市场通过。其
　　所以这样规定，也许是为了防止刑徒逃亡。姑且不论是否出于这个原因，它
　　证明秦有固定市场市制，却是十分明白的。
　　市内的物价，也有官吏统一管理。秦时有“直市”，其所以如此命名，
　　取其“物无二价，故以直市为名”
　　⑥
　　。秦简《金布律》规定：“有卖及买也，
　　各婴其价；小物不能一钱者，勿婴。”其所以规定市内商品必须标明价格，
　　正是统一物价的措施。
　　市场的贸易，有固定时间。一般说来，交易均在白天进行。随着一天之
　　内贸易高潮的不同，有的规定“一日三会”，有的“市曰四合”
　　④
　　。夜晚闭户，没有“夜市”。
　　与固定市场并存的，就是一般居民区——“里”或“坊”。秦汉城市的
　　居民区，都称为“里”。如西汉渭城县（即秦之咸阳）治有“咸里”，《关
　　中秦汉陶录》卷三。秦汉时期把“市”与“里”截然划分，
　　市为商业贸易区，里为居民区，彼此互不相涉和互不混杂的城市结构，就是
　　秦汉时期坊市制度的梗概。这种制度，从本质上来说，它束缚了城市商品经
　　济的发展，也反映出从政治中心、军事重镇而演变成城市的一些都会的共同
　　结构。因此，随着后来商品的发展和由于经济原因而形成的城市的出现，必
　　然将突出古代城市坊市分立的结构。

秦律中的伦常秩序
 
 
    睡虎地秦简所保存的秦律，远非秦律之全部，史籍中对秦律的记载也极其有限，因此，我们不可能对秦律中的伦常秩序做全面讨论，只能就现有材料对其中的某些方面加以分析。
 
 
    1．父家长的权力
 
 
    秦律中的"父"在家庭中享有很多特权。秦律规定：
           父盗子，不为盗。
    在父子同居的情况下，自然由父亲掌管、支配全家的财产，不应该存在"盗子"的问题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早在商鞅变法时就规定："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。" 也就是说，秦国早已通行小家庭制度，存在着儿子与父亲"别居"的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别居的儿子理应有自己的财产权。可是这里的"父盗子，不为盗"显然把"别居"的儿子也包括在内了，这实际上承认了父亲对别居之子的财产仍有部分支配权。
家长可以以"不孝"等罪名请求官府惩罚敢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儿子。秦律对"不孝"罪惩罚非常严厉。张家山汉简《奏谳书》之二十一："律曰：……教人不孝，次不孝之律。不孝者弃市，弃市之次，黥为城旦舂。当黥公士、公士妻以上，完之。"这份《奏谳书》属于秦或汉初，尚未定论。我认为，这份文书中有"黥城旦舂"、"黥隶臣妾"等刑名，即使其时代属于汉初也只能在文帝改革刑制以前，而文帝改革刑制以前的法律基本承袭了秦律。上面所引律文与秦简中的相关内容是一致的，如《封诊式》："甲亲子同里士五（伍）丙不孝，谒杀，敢告。" 《法律答问》："免老告人以为不孝，谒杀，当三环之否？不当环，亟执勿失。""三环"据整理小组注释："环，读为原，宽宥从轻。" "不当环，亟执勿失"说明秦律对"不孝"的惩罚毫不留情。
    秦律对父家长不经官府允准而擅自刑、杀子及奴婢的行为，也要给予惩处，然而其惩罚的程度则轻于普通的杀、伤罪。《法律答问》："擅杀子，黥为城旦舂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，勿罪。今生子，子身全殹（也），毋（无）怪物，直以多子故，不欲其生，即弗举而杀之，可（何）论？为杀子。" 仅仅因为孩子大多而杀死无辜的婴儿，只处以黥城旦之刑；如果家长能找到其他理由的话，恐怕惩罚还可减轻或免除。《法律答问》中还有一条："擅杀、刑、髡其后子，谳之。" 所谓"后子"也就是作为嫡嗣的长子，由于后子的地位比较特殊，所以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。然而既然要议罪，实际上仍然为父家长减免罪责留有很大的余地。因此，总的来说，秦律是偏向于保护父家长一方的。
    值得注意的是，只有在父亲对亲子发生侵害行为时，秦律才偏重于保护父家长一方；而在养父对养子发生侵害行为时，秦律基本按普通犯罪处理，至少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看是这样。如《法律答问》：
    父盗子，不为盗，今叚(假)父盗叚(假)子，可(何)论？当为盗。
    这是关于盗罪的规定，意即父亲盗窃亲生儿子的财物是法律所允许的，不属于犯罪行为，而养父盗窃养子的财物，则要按普通盗窃罪论处。又：
    士五（伍）甲毋（无）子，其弟子以为后，与同居，而擅杀之，当弃市。
    擅杀亲子，要黥为城旦；即使擅杀亲生"后子"，也需议罪处理，而擅杀非亲生"后子"，却径判弃市，连"谳之"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与后来的法律是有很大不同的。《唐律·名例》"称期亲祖父母"条规定：
其嫡、继、慈母，若养者，与亲同。(《疏议》："若养者，谓无儿，养同宗之子者。")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在唐律中，收养同宗之子与亲子同样对待。《唐律·户婚》"养子舍去"条又规定：
      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，虽异姓，听收养，即从其姓。
    唐律禁止收养三岁以上异姓男为子，而收养三岁以下被遗弃的婴儿，虽为异姓，仍与亲子同样对待。从秦律到唐律的这一转变大概开始于汉代的"经义决狱"，《通典》卷六十九引用的两个案例，即反映了由秦到汉的这一变化。其一：
    甲无子，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。及乙长，有罪杀人，以状语甲，甲藏匿乙，甲当何论？仲舒断曰："甲无子，振活养乙，虽非所生，谁与易之？《诗》云：’螟岭有子，蜾蠃负之。\’《春秋》之义，父为子隐，甲宜匿乙。"
    在这里，养子与亲子的法律地位是等同的。又例二：
    甲有子乙以乞丙，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。甲因酒色谓之曰："汝是吾子。"乙怒，杖甲二十。甲以乙本是其子，不胜其忿，自告县宫。仲舒断之曰："甲生乙，不能长育以乞丙，于义已绝矣，虽杖甲，不应坐。"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如果生父对儿子未尽抚养的义务，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父子关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亲子对生父的冒犯，就可以不依照父子关系的法律规定去审理。关于养子的地位问题，即使在汉代以后，仍有很多争论。然而在秦律中，养子是不同于亲子的，父家长对亲子的许多特权，是不能用之于养子的。
 
 
    2．妻的地位
 
 
    从秦律看，妻在家庭中的地位，较后世为高。首先，相对于家庭中的子女、奴婢言，夫、妻同处于"主"（家长）的地位。他们擅自杀、刑、髡其子及奴婢，均为"非公室告"。如果子及奴婢控告的内容属于"非公室告"，则秦律规定不予受理：
       子告父母，臣妾告主，非公室告，勿听。
其次，在秦律中，丈夫有罪，妻子告发，这不仅是她的权利，而且也是她的责任。《法律答问》：
    夫有罪，妻先告，不收。妻膡(媵）臣妾、衣器当收不当？不当收。
秦律鼓励告奸，妻子如果隐瞒丈夫的罪行，将被连坐问罪；相反，妻子如果告发丈夫的罪行，不仅不被连坐，而且还可保住属于自己的陪嫁奴婢、衣服、器具等财产。家长（父母）有"非公室告"之罪，官府不受理子女及奴婢的告发，却不禁止妻对夫告发，说明在秦律中妻的地位要高于子。
    汉宣帝地节四年"亲亲得相首匿"的诏令颁布以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诏书的内容是这样的：
    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患祸，犹蒙死而存之，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！自今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，夫匿妻，大父母匿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廷尉以闻。     在这一诏令中；妻与子、孙同列，夫与父母、祖父母同列，区别对待。唐、宋律中，妻告夫与卑幼告期亲尊长同罪，而夫告妻则按尊长告期亲卑幼的规定论处。因此从这方面而言，秦律中妻的法律地位似较后世为高。第三，秦律夫殴伤妻与普通斗伤罪同样治罪。《法律答问》："妻悍，夫殴治之，夬（决）其耳，若折支（肢）指、胅�觯ㄌ澹�，问夫可（何)论？当耐。" 这是关于夫殴伤妻的法律。我们再看普通斗伤罪："律曰：斗夬(决）人耳，耐" ；"或斗，啮断人鼻若耳若指若唇，论各可（何）殹（也）？议皆当耐" 。说明丈夫杀、伤妻子不属于"非公室告"方面的犯罪，丈夫在这方面不享有如同父母之于子女、奴婢那样的特权。唐、宋律对夫殴妻采取减刑政策，明、清律更为宽容。相反，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就对妻殴夫加重惩罚，而且越到后来这种趋势越严重。在这方面，秦律与后世法律相比，对女子的歧视程度似乎要轻。
    前面已经提到，妻子告发丈夫的罪行，可以保证自己的陪嫁奴婢、衣服、器具等不被没收。然而妻子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是不完全的。如《法律答问》："妻有罪以收，妻膡(媵）臣妾衣器当收，且畀夫？畀夫。" 相反，丈夫有罪，即使"妻先告"，也得不到丈夫所掌管的家产。妻子如果能享有某些法定特权（如减、免刑罚）的话，那也是由丈夫的官秩与爵位所决定的，如《法律答问》："啬夫不以官为事，以奸为事，论可（何）殹（也）？当��(迁）。�猓ㄇǎ┱咂薜卑�不当？不当包。" 由于丈夫官为啬夫，犯罪被迁徙，妻子就可免于随同去迁徙之地。再如张家山汉简《奏谳书》之二十一："当黥公士、公士妻以上，完之。" 丈夫爵位在公士以上，妻子犯罪当处黥刑，可以保持身体完好，只服徒刑。由于资料不足，我们无法对秦律中妻子的地位做更具体的分析，但下面的结论大体是能够成立的：即在秦律中，妻的法律地位较后世略高，法律对夫权的限制较后世略多,妻与夫同为家庭之"主"。但总的说来，妻的地位仍然要低于夫。
 
 
    3．不孝之罪
 
 
    "不孝"之罪，在历代法律中都属于严惩对象。自隋《开皇律》始，正式定为"十恶"之一，不加原宥。随着法律伦常化程度的不断加深，"不孝"的含义前后也有一些变化。
    秦律中家长可以以"不孝"的罪名请求官府处死敢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儿子，而实际上秦律中的"不孝"罪并不一律处以"弃市"之刑。《法律答问》：
殴大父母，黥为城旦舂。今殴高大父母，可（何）论？比大父母。
    "殴大父母"及"殴高大父母"应该也属于"不孝"的行为。《封诊式》有"�猓ㄇǎ┳与际�"，讲的是某里士伍甲"谒鋈亲子同里士五(伍)丙足，�猓ㄇǎ┦癖呦兀�令终身毋得去迁所"，并得到了官府的允许。"爰书"中没有说明丙被迁徙的原因，估计也与某种"不孝"行为有关。张家山汉简《奏谳书》之二十一中的女子甲"夫死，不悲哀，与男子和奸丧旁，致之不孝、�鳎ò剑┖分�律二章，捕者虽弗案校上，甲当完为舂"。女子甲的行为也比照"不孝"之罪量刑，很令人费解。不过由此可以看到"不孝"的含义是比较宽泛的，而秦律对"不孝"罪也是视不同情况而给予不同惩罚的。
    本文前引《韩非子·五蠹》的资料表明，法家站在维护君主与国家利益的立场，反对一切有碍于君权、有害于"公共秩序"的伦理道德。从秦律中我们发现，当"孝"的行为与君权和"公共秩序"不发生冲突时，国家同样提倡"孝行"，而打击"不孝"之徒。
秦简《法律答问》中有"夫有罪，妻先告，不收"的律文 ，说明妻对夫的揭发是受到鼓励的。那么，子对父的揭发是否属于"不孝"之行呢？汉宣帝地节四年诏郑重宣布，允许父子、夫妇、祖孙之间有罪互相"容隐"的行为，说明在此以前家庭成员之间的"首匿"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。这个诏令充分体现了儒家"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"的精神 ，而这一精神与法家的主张截然相反，也不符合秦律的原则。因此在秦律中子对父的揭发检举不仅不为"不孝"之行，而且很可能如同妻告夫一样受到鼓励。
    既然如此，该如何解释《法律答问》中"子告父母，臣妾告主，非公室告，勿听"这一条文？整理小组的解释是："封建法律禁止子告父母，奴婢告主"，并引用《唐律疏议》的有关文字为佐证。本文认为《唐律疏议》是法律伦常化比较成熟的一部法典，在这方面与秦律的差别不容忽视。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"非公室告"这一术语的真实含义。《法律答问》规定：
       贼杀、伤它人为公室告；子盗父母，父母擅杀、刑、髡子及奴妾，不为公室告。
    主擅杀、刑、髡其子，臣妾，是谓非公室告，勿听。
    可见，"非公室告"仅仅是指家庭成员间的某些侵害行为--而且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侵害行为；而在"子告父母，臣妾告主，非公室告，勿听"一条中所针对的主要是"主"（父母）杀、刑、髡子及奴婢的行为。      前面已经提到，父母刑、杀子及奴婢，必须申报官府，否则即为"擅"，是违犯法律的行为，将会受到法律制裁。尽管秦律规定不受理子及奴婢控告家长的这种"非公室告"行为，但并没有禁止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向官府控告；而且，秦律不受理"子告父母，臣妾告主"仅限于"非公室告"方面，如果父母、主人犯了"贼杀伤它人"等属于"公室告"的罪行，秦律并不禁止子、奴婢控告。秦律的这一规定是符合法家精神的：因为在"非公室告"的情况下，家长的侵害行为只限于家庭内部，并未对君权及社会"公共秩序"构成危害。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家庭成员（包括奴婢）控告，实质上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家庭伦常，维护了家长的地位。
    《唐律疏议·名例》：
    诸同居，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、外孙，若孙之妇、夫之兄弟及兄弟妻，有罪相为隐；部曲、奴婢为主隐，皆勿论……若犯谋叛以上者，不用此律。
    按《疏议》的解释，除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三种罪行而外都可适用相隐之律。非犯谋叛以上诸罪而被家庭成员或部曲、奴婢控告，控告者将会受到严惩。相形之下，唐律所"容隐"的范围要比秦律大得多。这一转变大致开始于汉宣帝时期，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，而在唐律中得以完整表述。这是法律伦常化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应该注意到其发展的脉络及前后内容的变化。明乎此，就可以知道，"不孝"之罪越到后来，所包含的内容越多，这是法律伦常化的必然结果。
 
 
    4．奸罪
 
 
    奸罪是一种严重破坏伦常秩序的行为，中国历朝法律都制定严厉的条文惩罚这种罪行，秦律也不例外。这里仅就有限的几条秦律资料与唐律相对照，借以观察秦律中的伦常观念与后世法律之异同。
    秦律对一般的通奸男女，要耐为隶臣妾，见张家山汉简《奏谳书》之二十一：
    奸者，耐为隶臣妾，捕奸者必案之校上。
    夫为吏居官，妻居家，日与它男子奸，吏捕之，弗得□之，何论？�镜仍唬翰坏甭邸�
    "必案之校上"可参照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》中之"奸爰书"：
    奸   爰书 某里士五（伍）甲诣男子乙、女子丙，告曰："乙、丙相与奸，自昼见某所，捕校上来诣之。"
    整理小组注释曰："校，木械，《说文》：’木囚也。\’《系传》：’校者，连木也，《易》曰，荷校灭耳，此桎也；屦校灭趾，梏也。\’"由此可知，"必校之案上"当指将通奸男女当场抓获并加木械押送官府，否则不予论罪。耐隶臣妾在秦律刑制中刑等较轻，汉文帝改革刑制后为二岁刑。《唐律·杂律》"奸"条《疏议》曰："和奸者，男女各徒一年半，有夫者，徒二年。"由此可知唐律对有夫、无夫加以区别，与秦有所不同；通奸者在秦律与唐律中的刑期无从比较，但刑等则比较接近，反映了两个时代在这一问题上观念的近似。
    《法律答问》：
         臣强与主奸，可（何）论？比殴主。
    奴婢殴打主人应如何治罪，现存秦律中没有明确记载。《封诊式》有"告臣爰书"，可以作为参考：爰书中讲甲的奴隶丙因"桥（骄）悍，不田作，不听甲令"，甲便请求官府将丙"斩以为城旦"，并且卖给官府。主人仅仅认为他的奴隶没有尽力为他卖命，不听他的话，便给予如此重的惩罚，据此推断，奴婢殴打主人应系重罪，课刑当不会太轻。《法律答问》中又有"殴大父母，黥为城旦舂"的律文 --祖孙之间尚有亲情关系，而"黥城旦舂"已是重刑，更何况奴隶之于主人，等级如同天壤，法律岂能稍加宽贷？如果不辨明"臣殴主"之罪的严重性，仅仅根据"臣强与主奸……比殴主"而认为秦律不重视伦常观念，那就错了。《唐律·杂律》"奴奸良人"条《疏议》曰：
    其部曲及奴和奸主，及奸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，部曲及奴合绞，妇女减一等。’强者，斩\’，谓奴等合斩，妇女不坐。
两相对照，可知在涉及主奴之间的性犯罪时，奴隶均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，而唐律的规定更具体而周密，秦律则只有通过"比"来量刑。
    《法律答问》：
          同母异父相与奸，可（何）论？弃市。
    这种罪在唐律中称"内乱"，为"十恶"之一。《唐律·杂律》"奸缌麻以上亲及妻"条规定：同母异父子女和奸者徒三年，强者流二千里，与秦律不同；又"奸父祖妾"规定：同父子女和奸者，绞。这说明唐律比秦律更重视男系血缘关系，这是妇女地位不断降低、权力不断被剥夺的趋势在法律上的一个具体表现。
    唐律在亲疏等级、名分方面远比秦律细密，而且由于秦、唐刑制不同，二者难以做精确比较。但是，血缘关系越近，或等级差别越大，其间的奸罪后果也越严重，在这一点上，秦律与唐律并无不同。
    以上我们从父家长的权力、妻的地位、不孝和奸罪等四方面考察了秦律中的伦常秩序。应该提出的是，伦常观念并不是儒家的专利，法家只是站在君主与朝廷利益的立场上，将伦常观念限制在一定限度内。在这一限度之内，法家不仅不排斥伦常观念，而且还通过严厉的法律来维护传统的伦常秩序。因此顾炎武这样评论说："然则秦之任刑虽过，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。汉兴以来，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，世之儒者言及于秦，即以为亡国之法，亦未之深考乎？" 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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