约半月前，我收到一封署名“柳青”的读者的来信，他是某中学的学生，没有什么多馀的钱买书，“七剑下天山”的单本，是在书店里看完的。他很热心，看完之后，写信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。

　　我很欢喜像他这样的读者。我读中学的时候，也常常到书店“揩油”，好多部名著都是这样站著看完的。他怕我笑他，其实，正正相反，我还把他引为同调呢！“七剑”第三集出
版时，我一定会送一本给他的。

　　当然，我更感谢他的意见。他看出凌未风（“七剑”中的一个主要人物）是牛虻的化身，因此很担心，怕凌未风也会像牛虻一样，以英勇的牺牲而结束。

　　他提出了许多理由，认为凌未风不应该死，并希望我预先告诉他凌未风的结局。

　　我很欢喜“牛虻”这本书，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处女作，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。写的是上一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的活动，刻划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英雄像。

　　那时我正写完“草莽龙蛇传”，在计划著写第三部武侠小说，“牛虻”的“侠气”深深感动了我，一个思想突然涌现：为什么不写一部“中国的牛虻”呢？

　　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，利用或模拟某一名著的情节和结构，在其他创作中是常有的事，号称“俄罗斯诗歌之父”的普希金，许多作品就是模拟拜伦和莎士比亚的，以中国的作家为例，曹禺的“雷雨”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，那是尽人皆知的事；剧作家袁俊（即张骏祥）的“万世师表”中的主角林桐，更是模拟“Good?bye Mr. Chips”（也是译作“万世师表”）中Chips的形像而写出来的，他的另一部剧作“山城的故事”，开首的情节，也和女作家迦茵．奥斯登的“傲慢与偏见”相类，同是写一个“王老五”到一个小地方后，怎样受少女们的包围的。

　　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上，最应该注意的是：不能单纯的“移植”，中外的国情不同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，因此在利用它们的某些情节时，还是要？过自己的“创造”，否则就要变成“非驴非马”了。

　　在写“七剑下天山”时，我曾深深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因此我虽然利用了“牛虻”的某些情节，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，却是和“牛虻”完全两样的。（凌未风会不会死，现在不能预告，可以预告的是，他的结局绝不会和“牛虻”相同。）
　　
   “牛虻”之所以能令人心弦激动，我想是因为在牛虻的身上，集中了许多方面的“冲突”之故。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（Brandes）说过一句名言：
　　“没有冲突，就没有悲剧。”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文学创作来。这“冲突”或者是政治信仰的冲突，或者是爱情与理想的冲突，而由于这些不能调和的冲突，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悲剧。

　　在“牛虻”这本书中，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，在政治上是和他对立的，这样就一方面包含了信仰的冲突，一方面又包含了伦理的冲突，另外牛虻和他的爱人琼玛之间，更包含著错综复杂的矛盾，其中有政治的误会，有爱情的妒忌，有吉普赛女郎的插入，有琼玛另一个追求者的失望等待等等。正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“冲突”，因此这个悲剧就特别令人呼吸紧张。

　　可是若把“牛虻”的情节单纯“移植”过来却是不行的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，在西方国家，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不但可以“分庭抗礼”，而且往往“教权”还处在“皇权”之上，因此“牛虻”之中的神父，才有那末大的权力。
　　
    若放在中国，那却是不可能的事。在中国，宗教的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的权力的。


   “七剑”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，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，在凌未风的身上，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，在易兰珠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。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，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，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，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。（在“牛虻”中，牛虻的母亲所占的份量很轻，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。）
　　可是正为了“牛虻”在“七剑”中，望更多的读者，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