浔阳松菊
——略论陶诗

陶潜却似卧龙豪，万古浔阳松菊高。不信诗人竟平淡，二分梁甫一分骚。（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）

一片农舍，两爿田地，一院菊香，几分酒气。田夫野居其间，昼耕夜息。常见“壶浆远见候”，于是“只鸡招近局”，却忘是时何世，是世何朝。田夫吟道：“我实幽居士，无复东西缘。”欢颜一笑，杯酒入肠。

田夫何者？陶渊明。



文学史上，有一笔，特别飘逸，特别随和，特别淡泊，特别有味。“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，充实而有光辉。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。”笔行至此，杆端一抖，落了两个字：陶潜，墨便化开了。

课本中有两篇陶渊明的作品，一是文，一是诗。事实是，陶公之诗更胜于文。宋《蔡宽夫诗话》言：“渊明诗、唐人绝无知其奥。惟韦苏州、白乐天、薛能、郑谷皆颇效其体。”苏轼曰：“渊明作诗不多，然其诗质而实绮，癯而实腴，自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诸人，皆莫及也。”读罢陶诗，亦有同感。词句平易，却意境悠远，处处是诗，却句句如话，田夫之野朴，松菊之雅逸，杂到了一起，难解难分。于是此处，论一论陶渊明的诗。

无论是诗是文，脱离其人其事，便失了着落，陶诗更是如此。便从其人说起。

陶潜即隐逸，同义不同词，此已成公论。他的时代是典午大乱之后，刘裕篡晋之时。他生于衰落世家，传为陶侃之后。家父早死，庶母早死，弟妹早死，余下一母一侄，一妻五子，家庭负担不轻，更加之一身病事。可谓穷了一生，病了半世，早已“白发被两鬓”。家住浔阳柴桑处，常常半耕半读书，田薄岁歉，人口众多，因而有诗云：“炎火屡焚如，螟蜮恣中田。风雨纵横至，收敛不盈廛。”（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）“冬无蕴葛，夏渴瓢箪”。于是，想到了做官。先是京口镇军参军，后奉使至江陵，再为建威参军，后补彭泽令，最后甩下一句“我岂能为五斗米，折腰向乡里小儿！”即日解绶去职。总计为官六年，除去母死居忧两年，仅有四年为官。从他二十九岁弃官，到他五十一岁死，二十余年，归园田居，不与世闻，只话桑麻。钟嵘推陶公“隐逸诗人之宗”，毫不夸大。

陶公的人格，值得一味。一般人推重陶公之隐逸，自有道理。《饮酒》其五：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
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

后人评之：“山花人鸟，偶然相对，一片化机，天真自具。既无名象，不落言诠，其谁辨之。”（《古学千金谱》）王国维对此亦有“无我之境”的评述，实在是因为其中的意境。放眼一片质拙，周身皆是野气，确乎无他人，唯余避俗翁。陶渊明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，陶渊明的哲学是自然的哲学。淳朴真诚，淡泊高远，任运委化，无求无奢，古今隐逸之士，首推陶潜，无疑。然又有人推重其忠贞豪放。有诗云：“昔无刘豫州，隆中老诸葛。所以陶彭泽，归兴不可遏。岂知英雄人，有志不得豁。高咏《荆轲》篇，竦然动毛发。”陶潜比卧龙，忠贞自可见，意在表明其“侠”的一面。此中《荆轲》篇，乃为《咏荆轲》。

惜哉剑术疏，奇功遂不成。
其人虽已殁，千载有余情！

慷慨悲凄，壮志不已。很多人从中读出了侠士义节，民族感情，正如鲁迅先生指出，陶诗非有“静穆”、“悠然”的一面，也有“金刚怒目”的一面。清王文治《梦楼诗抄》：“易水咏荆轲，寒水暮萧萧。垂天有奇翮，岂在腾扶摇。”陶公的人格有了另一层次的注入。

然而终觉不足。以诗论人，似有偏颇，而若以人论诗，兴许更真些。渊明之隐，确非孤高，渊明之侠，犹欠豪气。古来隐者众，稀有类陶公。有三点需要说明。一则，能够一隐终生的人实在不多，陶公之流，已属稀少。二则，平常隐者“不事家人生产”，徒为社会消耗。而陶渊明却说：“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；孰是都不营，而以求自安。”（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）于是，躬耕在田亩，“倾身营一饱”，求邻乞食亦常有，一个“隐逸”岂能尽述？三则，陶公确非世外高人。高人者，不近人情，而他却处处最近人情。陶公治学，不成系统，颜延之说他“学非称师”，正合此意。“邻曲时时来，抗言谈在昔。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。”（《移居其一》）山间野夫，谈史论文，此番情景，恐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唯陶公独此异趣。所以，与其说他隐逸，不若说他平易，与其称他学者，不若称他闲士。以下，一首《归园田居》，作为明证：

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
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
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
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
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

诗人归田，愉悦无比。南野草屋，柳榆桃李，远村近烟，鸡鸣犬吠，目之所及，耳之所闻，无不寻常，无不惬意。经过陶公的点化，诗意多了情趣，多了芬芳。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，一远一近，相衬相宜；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，以动写静，情趣盎然。此诗作于彭泽令解职归田次年。官场嚣浊，逢迎作态，所谓樊笼，难得自在。归田居后，清闲无忧，“桑妇宵兴，农夫野宿”，复得自然。陶渊明无意将自己的社会理想与人生观念寓于其中，所有的词汇和谐成一片朴素与虚淡，再坚固的心灵又怎能禁得住这样的抚慰？陶公不施重彩，只是信手拈来，竟似田林野唱，悠悠千载不绝。然而，此诗出于陶公笔下，并不偶然。厌弃了官场，觅得了田园，胸襟自然开阔，心情自然舒坦。没有了束缚，文字便可纵横驰骋，滤尽虚华，洗尽高傲，还以本真，赐以真情。萧统《陶渊明集序》论陶公诗文“横素波而傍流，干青云而直上，”“加以负志不休，安道苦节，不以躬耕为耻，不以无财为病，自非大贤笃志，与道污隆，孰能如此乎？”其人品性出众，其诗也就气盛格高了。

关于诗人的话题，也就是关于诗的话题，解释了陶公的人格，也就解释了陶公的诗。两者配合得那样和谐，一样的不单纯，一样的不简单。陶公之人格，隐逸或忠贞，平易或热情，上文已枚举。陶公之诗格，平淡或奇美，枯质或绮丽，众说亦纷纭。杜甫曾言：“观其著诗篇，颇亦恨枯槁。”此番论解，颇具代表。大凡喜好雕声绘色锻炼字句者，面对陶诗，一片茫然，不诗不文，不章不采，平淡寡味，无所品味。这正如黄山谷所说：“血气方刚时，读此如嚼枯木。”然而换了另一些人，却全然相反。刘后村论之“外枯而中膏，似平淡而实美。”姜白石论之“散而庄，淡而腴。”释惠洪论之“初视若散缓，熟视有奇趣。”似乎品位较高，阅历颇深，咀嚼甚勤，所以非但不觉得枯槁，而且读出了华采。那么，两类观点中，当作何选择？

我信手拾了一首，试作分辨。《拟古》其三：

仲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
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。先巢故尚在，相将还旧居。
自从分别来，门庭日荒芜；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？

春日始至，燕儿双飞，入我草庐。一年光景，门庭冷落，日见荒芜。友人踏来，劝我出仕，志节不移，甘居贫困。惟有燕子翩翩，不嫌吾家寒舍，似有耳语：我心坚定，汝心亦然？此诗内容简单浅显，却又不失奇趣，似乎应了这样一个观点：平淡与绮丽，两者兼备。然而，我却另有观点：平淡与绮丽，两者皆无。如此精美的构思，如此美妙的意趣，难道称得上平淡？难道会觉得枯槁？此若为平淡，不平淡的诗便已无多。如此家常的口吻，如此天然的文字，难道算得上绮丽？难道读得出华美？此若称绮丽，平淡之诗恐已稀少。论诗风格，或枯或腴，或质或绮，不是蓬头垢面，就是涂脂抹粉，不是艳色撩人，就是不登大雅，难道就没有恰到好处，适得其中者？我想，陶诗之佳处，正在于恰到好处，适得其中。这是平衡的境界，是和谐的境界，是完美的境界，这样的境界便是“化境”。

陶公厚修养，陶公自率真，如是真境界，唯出陶公笔。人是和谐的统一，诗是和谐的统一，统一得天衣无缝，统一得精妙绝伦。朱光潜先生说：“可以和他相比的，前只有屈原，后只有杜甫。屈原比他更沉郁，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，但都没有他那么醇，那么炼。屈原低徊往复，想安顿而终没有安顿，他的情绪、想象与风格都带着浪漫艺术的崎岖突兀的气象；渊明则如秋潭月影，澈底澄莹，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。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，锻炼字句，时有斧凿痕迹，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帖的句子；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，天衣无缝，到了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。”此番评述，极为精辟，令人叹服，故以此作结。



依然的农舍，依然的田地，依然的菊香，依然的酒气，多了一点诗意，多了一点精魂，人，成了不朽的诗；诗，成了永远的人。

酒盏已空，欲辞无语，铺纸挥翰，两行淡墨：


浔阳松菊客，
桃源田野夫。